又到了5月1日。这天，广州很热闹。上午，五万多工人在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大游行；下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珠江南岸广东机器工会礼堂隆重开幕。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其中广东、香港两地占多数。代表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和副会长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他们代表着全国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开幕式上，张国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5人为主席团成员。由于粤语与外省话差别较大，既能说粤语又会说官话的谭平山始终担任主席的工作。大会总结了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订定中国劳动歌和劳动旗帜案》《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界虎伥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负责筹办明年5月1日在汉口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如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已经辟为陈列馆，白色小楼楼顶上的红五星熠熠生辉，昭示着这里发生的红色故事，延续着红色血脉。2022年5月12日，在广州，百年青年奋斗路又有了新的纪念载体，青少年红色教育再添阵地。团一大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广州日报）1922年5月5日下午1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一座竹棚里开幕。这一天是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纪念日。团一大开幕、欢迎“一劳大”、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举行，除代表全国五千多名团员的25位代表外，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等1500余人出席，“三会合一”的开幕式十分壮观。陈独秀的演说，代表们翘首期待。他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学说成立的，马克思学说具有实际研究、实际运动的两大精神。邓中夏、易礼容、王寒烬等1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开幕式结束时，代表们三呼“社会革命万岁”，场面十分热烈。“中国SY第一次全国大会开幕”会议记录的第一页（广州日报）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6个议决案。纲领明确阐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等奋斗目标。大会选举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少共国际的一个支部。5月10日，团一大闭幕。第二天，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书记由方国昌（施存统）担任，《先驱》杂志由蔡和森负责。团一大标志着团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了全面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青年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18年10月28日，中国澳门，大三巴牌坊（新华网）澳门大三巴牌坊西边不太远的果栏街是条著名的老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1922年5月28日晚上7时许，一名葡萄牙属非洲士兵在这儿调戏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上前施救，双方争斗起来，可赶来的葡萄牙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市民扰乱治安，并拘捕了其中3名工人。当天晚上，澳门联合总工会等工会社团在江南茶楼商量后，决定派代表到瑞安码头第一警区白眼塘警署（捷成戏院旧址），要求释放被拘捕的3名工人，但遭到警方拒绝。与此同时，近万名市民和工人包围了警署，通宵声援。而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却派出非洲黑人军队支援葡警，开枪打死打伤请愿者数人。5月29日，澳门各工会组织工人数千人到白眼塘警署，要求惩办逞凶兵警，释放被捕工人。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葡萄牙殖民当局军警向人群乱枪扫射，“当场毙命者约百人，伤者亦如之”“流血遍地，惨不忍闻”。这一血腥暴行，激起澳门华人的公愤，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以示抗议。澳葡当局高压以对，蛮横下令所有行业必须即日复业，并将牵涉罢工的68个工会解散。捷成惨案消息传到广州，5月31日，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各界人士召开紧急大会，作出8项决议：（一）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
（二）由人民方面采取自动态度，与葡人断绝关系；
（三）不在澳门做工，不在葡人店中、家中服务；
（四）抵制葡货；
（五）知照前山民团义勇队积极防备；
（六）通电全国，布告葡人此次之残虐行为，请协助进行，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
（七）各乡镇运往澳门的蔬菜、食物、米粮，一律停止；
（八）银坑水商停止向澳门供水。
其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其他9个团体号召抗议澳葡当局的罪行，指出捷成惨案事关国家安危和工人荣誉，大家应团结一致起来奋斗。
事件期间，澳门市民纷纷返回内地避居，澳门人口由不足10万人一度减少至只有2万余人。“澳门全市萧条，水道电灯俱绝”，澳门几乎成为死城。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民众收回澳门运动的态度截然不同。北洋政府几乎置身事外，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同情和支持。但6月16日，前粤军总司令、广州国民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兵变，澳葡当局借此暂时避过了捷成事件责任。直至同年11月，澳葡政府才与工人代表再度对话，答应向受害工人发放抚恤金、恢复被解散的工会，事件告一段落。这场斗争使收回澳门的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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